在乾嘉时期浓郁的朴学学风之下，不少有学之士仕进不成，便终身以治学为业，或游幕于官署，或应书院、望族、商贾之聘，或闭门著书，既以写书、编书、校勘等学术工作谋生，同时又精进学力。钱泳虽不以传统的经史之学见长，但以书艺、镌刻及金石学为立身之资，他的生平经历也与上述未入仕的有学文人相仿，一生中既有游幕，亦有应各方人士的临时聘请，同时还有大量的时间居家镌刻碑帖。钱泳既从事修志、校书、修谱等符合传统文人身份的工作，更在诸多场合中显著发挥自己的书艺与镌刻专长，并有大量机会参与交际圈中的书画鉴赏及金石讨论活动。通过自己的交游经历，他一方面既开阔眼界、增长学问、精进书艺，另一方面又与大量高官名士建立了联系，塑造了自己在精英圈中的名望。钱泳的生平经历反映出的行为模式与乾嘉未仕学人的普遍立身选择有同有异，反映出有一定文化素养而选择以艺谋生的这一类人群，在乾嘉时期朴学盛行的风气之下所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即一面以“学”为依托，一面鬻技。钱泳这类以艺谋生的底层文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发挥影响的模式与清中期的文艺风气息息相关。在这种文艺风气之中，钱泳需要尽量打造出自己的“学人”形象。

乾嘉时期金石学大盛，学者间常以金石讨论为交流契机，制作、收藏碑帖拓片之风亦盛。如朱剑心所归纳的，金石学指“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象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5］，钱泳因学力所限，在以金石证经史、考订文章义例等方面的成就无法与乾嘉硕儒相比，但他在引用史料阐明碑帖源流，以及品评古人书迹的“艺术鉴赏”方面的造诣颇受当世认可，因而常有“金石学者”的名声。这一名声的塑造与他在大量书刻行为中的有意经营直接相关。

钱泳在他所镌刻的大量碑帖上都留下了自己的题跋，这些题跋书写工致，内容或是阐述书迹源流，或是叙述镌刻源起，抑或陈述自己与相关文士的交游雅聚，向观者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学人身份和金石素养。委托钱泳刻碑帖的人大多有着不低的官阶和功名，他们允许或邀请钱泳附跋于石上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对于钱泳学识的认可。如清嘉庆十九年（1814），钱泳主动促成福建巡抚王绍兰委托他摹刻秦《碣石门刻石》于焦山［6］，钱泳不仅用隶书替王绍兰书写题跋于后，自己也获准在石上题跋（图1）。钱泳在题跋中写道：

◎ 图1 摹刻并跋徐铉临本（传）秦《碣石门刻石》 钱泳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藏

秦《碣石门刻石》是予弟子孔昭孔从徐骑省墨迹双钩得之，以为奇宝，实可证司马氏之讹。中丞王公命予橅勒焦山，并有考据甚详，真艺林胜事也。案碣石之名始见于《禹贡》《史记·始皇本纪》及《封禅书》，凡数见而《索隐》《正义》诸家注俱未详言其处，惟《汉书·地理志》师古注云，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莽曰揭石。

秦《碣石门刻石》是予弟子孔昭孔从徐骑省墨迹双钩得之，以为奇宝，实可证司马氏之讹。中丞王公命予橅勒焦山，并有考据甚详，真艺林胜事也。案碣石之名始见于《禹贡》《史记·始皇本纪》及《封禅书》，凡数见而《索隐》《正义》诸家注俱未详言其处，惟《汉书·地理志》师古注云，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莽曰揭石。

又云，武帝尝登之以望巨海，其地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大石，如柱立于巨海之中。韦昭亦指此为碣石。魏武有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即此。其遗址当在今直隶永平府昌黎县境也。又案《史记》，秦二世元年春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帝所立刻石旁。今观泰山、峄山、琅邪台诸刻俱有二世之文，一字无异，惟此金石刻作‘今刻石’，与诸碑微有不同，附记于此。嘉庆廿年九月金匮钱泳书。

又云，武帝尝登之以望巨海，其地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大石，如柱立于巨海之中。韦昭亦指此为碣石。魏武有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即此。其遗址当在今直隶永平府昌黎县境也。又案《史记》，秦二世元年春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帝所立刻石旁。今观泰山、峄山、琅邪台诸刻俱有二世之文，一字无异，惟此金石刻作‘今刻石’，与诸碑微有不同，附记于此。嘉庆廿年九月金匮钱泳书。

这则题跋引述典籍阐述何为“碣石”，虽无有学术上之发明，却达到了三个效果：（一）他在题跋中充分披露了自己对这本《碣石门刻石》的觅得及学术价值估量的贡献；（二）公开展示了他与封疆大吏王绍兰的结交关系；（三）借考证文字向观看者塑造了自己金石学人的身份，以显示他不仅仅是个受人委托的刻石匠人。

◎ 图２ 隶书八言联 钱泳

◎ 图3 缩刻《北海淳于长夏承碑》拓片 钱泳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除了这类刻石题跋之外，钱泳还有意自行撰刻多部大型临古石刻，增加自己碑帖产品中的“金石学含量”。他擅长隶书（图2），同时精研汉碑，曾自书自刻《攀云阁帖》等长久风靡的隶书刻帖。他还有一套《缩本汉碑》，共缩刻五十八种汉碑（图3），其中大部分碑刻都有可靠的旧拓本或摹本为依据，它们主要来自钱泳在广泛交游中寓目的各家收藏。钱泳在自撰的《写经楼金石目》中为每一通缩本汉碑都写了具体的叙述文字以阐明源流，综合显示出他这一生在汉碑上的学识造诣，今上海图书馆还藏有钱泳《缩本汉碑》的文字手稿。钱泳制作这套《缩本汉碑》时还有意制作出了汉碑碑型，不少碑型并未完全忠实于原碑，而是使用了《隶释》中的碑图［7］，显现出他对于传世重要金石学著作的倚重［8］。同时，这套汉碑中又有数种碑刻已无拓本存世，全由钱泳根据史籍所载之文自行发挥写就，它们与有着可靠金石学来源的部分掺杂在一起，让这套《缩本汉碑》无法成为可靠的学术资料，而更多的是一套极富金石学趣味的赏玩品。在当世汉碑原拓难以普及的情况下，在热衷汉碑与金石学的文人圈中，他这套《缩本汉碑》极受欢迎。

◎ 图4 《缩本唐碑》拓本（局部） 钱泳 苏州图书馆藏

钱泳还制作了《缩本唐碑》，始作于清嘉庆元年（1796），完成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缩临一百三十余种唐碑（包括少量铜器铭文、铁券文、唐人书告及其他墨迹本），并在每一种缩写书迹后附上跋语，阐明书迹源流及史料价值等（图4）。《缩本唐碑》以刻帖拓本的形式流传，在彰显钱泳书刻技艺的同时，还体现了学术角度的史料关怀，因而也获得了翁方纲、阮元、孙星衍等官员学者的评论赞许。直到清光绪五年（1879），其原刻残石还被俞樾重新整理编次，嵌于杭州诂经精舍壁中，作为文化景观。道光年间，文人篆刻家孙三锡获观此刻，“假阅月余，爱不能释，因摘帖中所题跋语，手抄一卷，计八十条，以碑证史，以史证碑，考订详明，可与欧赵争鼎足。余应付诸枣梨，俾得流传海内，实有功于后学不浅，非徒区区玩好已也”［9］，并于清咸丰十年（1860）将《缩本唐碑》中的题跋摘录刻印刊行，可见其金石学价值所受的认可，也可见钱泳“金石学人”之名在一定范围人群中的成立。

二、“儒生”的身份塑造

钱泳一生虽以书艺和碑帖镌刻见长，但他在六十四岁自撰的《梅花溪居士传》中却只字不提自己的刻石技能，着力强调自己“好读书，不亟亟于名利”“发愤著书”“喜为隶古书，又写《十三经》以自娱”［10］。他科考不售后，最迟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已拥有国子监生的头衔，应为捐纳所得。在钱泳弟子徐颖所撰的年谱中，钱泳被叙述为自幼不喜八股文，并有意塑造出钱泳天生“不乐仕进”的名士形象。但钱泳晚年曾回忆道：

余年十二三，最顽疲，不眀读书，尤不喜作时文。先君子训诫綦严，至今犹以为悔，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呜呼，泳一生不能自立，奋身科第，皆由不肯读书作时文。而今老矣，尚何言哉。［11］

余年十二三，最顽疲，不眀读书，尤不喜作时文。先君子训诫綦严，至今犹以为悔，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呜呼，泳一生不能自立，奋身科第，皆由不肯读书作时文。而今老矣，尚何言哉。［11］

可见他对于自己终身无正途功名之事耿耿于怀。在当世社会情境之中，不难想象他因此而受到的各种隐显歧视，因此，他通过大量镌刻作品有意在观者面前强调自己的“儒生”身份。

钱泳的斋号为“写经楼”，他曾发愿要用隶书书写《十三经》，并将此宏愿广布于社交圈中。钱泳这一举动自然是受到乾嘉时期经学风气之影响，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一方面是追慕蔡邕的《熹平石经》传统，另一方面是直接受到《乾隆石经》的书写者蒋衡的启发。蒋衡同样科考不利，但因积十二年之力以楷书书写《十三经》而获得了乾隆皇帝的赏识，所书之经被刻碑置于国子监中，蒋衡亦因此被授予国子监学正。钱泳参观完国子监后便开始“心慕手追”，一面写经，一面尽量将之摹刻上石。在写刻过程中，他曾将此事告知翁方纲、阮元等人，翁方纲在给钱泳的信中写道：“闻尊兄隶书诸经厥功匪细，但不知所据以何为定本，此不朽之业，慎勿轻也。”［12］钱泳受到了提醒，便在石刻后记中强调经文“俱谨遵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钦定各本”，并在过程有“博访通人，定其隶法文字”之举，自称用心。钱泳采用清朝钦定文本来书写自然是受限于他的学术能力，详考古今经学版本并正定文字非其所能，因而他便选择了最为保守的做法。但也因此，这个版本的石经在当时更多地成了刻意打造的文化景观，也成了钱泳儒生身份的自证，而无法提供更多的学术价值。

◎ 图5 《阙里石刻》原石（局部） 江苏苏州碑刻博物馆藏

钱泳最终完成了多少《十三经》的书写工作已不得而知，目前可知的是他完成了《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四种经典的写刻工作。摹刻经典上石需要大批资金，钱泳虽得到了阮元、曾燠等官员的捐俸资助，但与完成全部《十三经》写刻工作所需的资金相去甚远，最终只有上述四种经典得以完工。因阮元与衍圣公孔庆镕为姻亲，这批刻成的石经原拟托阮元送往曲阜孔宅安置，因而名之为“阙里石刻”，然事不果行，这批石刻最终安置于苏州府学，至今仍收藏在位于府学原址的苏州碑刻博物馆中（图5）。四种经典共刻了一百二‍十四石，由阮元为《孝经》《论语》作后记一篇，曾燠为《大学》《中庸》作后记一篇，俱刻于石上。石面划有细界格，每字大小匀一，显得端庄清雅，以一百二十石的规模刻写儒家经典呈于苏州府学，确实颇为壮观，亦有不少人收藏全套拓本，这对于钱泳声名在苏州学子中的扩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代人及后世文人在对钱泳进行记载时，多将“仿《熹平石经》刻石”这一项记录其中，如蒋廷恩在替钱泳诗集《梅花溪诗草》作序时，特意提及他“尝以汉《熹平石经》不传于世，为书《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刻石学宫，以补其阙”。由此可见，《阙里石刻》在当代及后世对钱泳儒生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

清道光二年（1822）钱泳六十四岁之时，他还为自己立了一块《自刻戴笠小像》，这块碑石为竖长形，现存于江苏常熟碑刻博物馆。碑面以细线浅刻钱泳画像，为吴江画家翁雒所绘，画中的钱泳头戴笠帽，身着长衫，手持书卷，为标准的隐逸书生形象，由此可见钱泳以金石“标准像”的方式向后世再次强调着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三、“名门贤裔”的身份塑造

钱泳虽为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世孙，但钱氏子孙在清朝人数众多且英才辈出，钱泳这一支多代未有功名，在社会地位上早已与普通人家无异，但钱泳极为看重自己的这一身份，他很可能自拟了“述德堂”的堂号，并将一系列家刻书籍与私人刻帖冠以此名，如《述德堂帖》八卷和《述德堂枕中帖》四卷等，以表达对先祖的继承。钱泳在许多场合通过一系列行为格外强调他作为钱王后裔的身份，比如他刻有多枚“吴越王孙”的印章，将之频繁地用于书作和碑帖题跋中，在当世的金石文艺社交圈中给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中期南方的宗族活动明显增多，宗族势力成了社会统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许多宗族都有修葺祖坟、祠庙，撰修家谱等行为，通过重塑共同的家族历史来加强现实凝聚力。钱泳在从事书艺、镌刻之余，毕生以惊人的热情投身于钱氏宗族事业，他为钱氏宗族编纂了多本祠堂志和宗谱，并撰有百卷《述德编》以记录与吴越钱氏有关的碑刻法帖。钱泳自游幕毕沅幕府以来，着意寻访钱镠及以下历代钱氏先祖的祠墓遗迹，并广泛搜集各代钱氏先祖的诗文、手迹和遗物，为吴越国的重要文物如唐昭宗赐给钱镠的“金书铁券”、吴越国末代国主钱俶铸造的大批“金涂佛塔”、历代吴越国主为祈求风调雨顺的“投龙活动”所制作的银简等撰写了考证文章，分别为《唐赐铁券考》《金涂铜塔考》和《银简考》。钱泳也利用自己的书刻专长为钱氏先祖制作、重修了大量碑刻。

钱泳为钱氏先祖所立的碑刻主要在三个时间段中完成，一为清乾隆六十年（1795）前后因监修杭州表忠观所立的相关碑刻；二为清嘉庆十四年（1809）至清嘉庆十七年（1812）为钱泳各代先祖所立之墓碑，包括吴越国两代国主及明清时期数位无功名的先祖；三为清道光五年（1825）前后为宋代的钱氏先祖所立之墓碑，墓主均身居高位。此外钱泳还替祖辈、父辈及其他家中长辈立碑，也替苏州等地新建之钱氏家祠刻碑。可以说，钱泳以一己之力尽量替自钱镠以下的各代先祖重立墓碑，可谓用力甚巨。

大量与钱氏先祖有关的碑刻都由钱泳精心制就。清乾隆年间钱泳监修钱镠祠堂表忠观是他为钱氏先祖所做贡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成绩之一，他利用游幕之便请求杭州地方长官拨款重修西湖边上的表忠观，并多方奔走、亲自监修，后将苏轼《表忠观碑》宋刻残碑移置观中，用石柱固定。钱泳又集苏轼书法书写苏轼诗作《送表忠观钱道士归杭》刻于石柱上，落款“吴越王孙泳集书”，并请梁同书作跋。因石柱上剩余空隙甚多，钱泳便将各方官员文人的题名镌刻其上，从现存拓本和钱泳《写经楼金石目》的记载来看，当时题名之人除了有主事的杭州官员秦震钧、秦瀛、张映玑、蒋重耀等人之外，还有翁方纲、潘奕隽、阮元、鲍廷博、赵魏、黄易、陈鸿寿、张燕昌、陈广宁、关槐、汪志伊、袁枚等，以及钱氏族人钱楷、钱维乔等。其中不少人是应钱泳邀请前来参观新修成的表忠观后留下的题名，因而题名内容中多有提及钱泳者，如潘奕隽在题名中写道：“嘉庆丙辰，吾友钱武肃王三十世孙泳以重修表忠观成，请于当事，将学宫苏文忠公碑记移归观中，吴郡潘奕隽欣觏盛事，获观原刻，因题。”

苏轼的《表忠观碑》曾被明代陈柯重刻，这方重刻之碑亦被钱泳放置于表忠观中，并在碑上刻了醒目的隶书题记，内容为：“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泳，字立群，以乾隆甲寅五月自梁溪来杭监修表忠观，至八月廿四日告成，计宋熙宁始建时盖七百十有七年矣，因题石纪之。”此碑至今仍在杭州西湖钱王祠中。

通过在表忠观中留下富含个人印迹的镌刻文字，钱泳醒目地在这个纪念吴越国开国国主钱镠的最重要公众场所强调了自己“名门贤裔”的身份，在这些镌刻文字面前，当世及后世前来参观表忠观的人士都会对钱泳的姓名产生深刻印象，从而将他定位为“弘扬祖德”的名门之后。

四、结语

乾嘉之际金石学之风大盛，自清初顾炎武访碑并提倡以碑证史以来，于元、明两朝沉寂了的宋代金石学传统再度复兴并更加繁荣，这一点由清代层出不穷的大量金石学著作可知。以金石证经史成为许多学者的治学手段，同时金石拓片的审美价值也成为当时好古收藏者所追捧的对象，社会上对历代金石资料的搜集热情十分高涨，金石学的内容还出现在科考题目之中。这一时期文人常以访碑为雅事，文化阶层对于历代碑刻空前重视。在此时风之下，当时的文化人士也格外热衷于镌刻碑帖以制造带有个人印迹的“新金石”，以期与前人一般，能够因金石之固而使个人声望永垂不朽。钱泳有着出色的书法技艺和镌刻能力，可以同时书丹并办理刻石事宜，因此他凭借着自己的书刻能力自发制作了大批碑帖，有意为当时及后世留下大量的“新金石”。借由这些碑帖既可在当世塑造个人形象，又可凭借碑帖的纪念价值和相对难以磨灭的物理特质将个人设定好的声名传于后世。钱泳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底层文人，凭借着个人的书刻能力和出色的社交水平结识了众多王公大臣，其交往的人物不仅有翁方纲、阮元、毕沅等人，还有郑亲王乌尔恭阿、质郡王绵庆、辅国公裕瑞、军机大臣英和、户部尚书刘镮之等等，但其囊尽乾嘉名流的社交能力并未使他真正地摆脱身份焦虑。他使用了大量的精力，将自身擅长的书刻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以求在后世留下符合传统中国正统观念的“文士”形象。通过不同种类、不同内容的碑帖，他成功地在大量观者眼中塑造了自己“金石学者”“儒生”“名门贤裔”等多重身份。今日若对钱泳进行粗略的文献检索，得到的信息虽常有不确切之处，但随处可见“学者”“文人”“钱镠后人”等身份标签，“碑帖镌刻者”的身份反在其后，由此可见乾嘉金石风气影响之下个人对自己身后名的塑造模式，亦可见到金石镌刻作为有意的历史书写手段与后世普遍认知之间的有效关联。

［1］本文由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23ZFQ760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钱泳校订：《梅溪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3］钱泳校订：《梅溪先生年谱》，第179页。

［4］容庚：《丛帖目》，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 591页。

［5］朱剑心：《金石学》，《民国丛书》第5编第86册，上海书店1996年版，第3页。

［6］姚灵：《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阶层人际互动与商业考量—〈福州帖〉摹刻与销售始末》，载（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40卷第1期，第103—156页。

［7］卢慧纹：《碑与帖的交会—钱泳〈攀云阁帖〉在清代书史中的意义》，载（台北）《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年，第205—276页。

［8］钱泳有手抄并题跋的《隶释》存于上海图书馆，可见他对这一著作的用心程度。

［9］钱泳辑：《唐碑题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咸丰十年刻本，孙三锡刻。

［10］钱泳：《梅花溪居士传》，《履园文集》，清述祖德堂抄本，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8页。

［11］钱泳撰、张鸿铭点校：《登楼杂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页。

［12］钱泳辑：《兰林集》，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

《西泠艺丛》投稿邮箱|xlyc2015@126.com

咨询或订阅电话|（0571）8703536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